当我们在谈论二战时期的日本罪行时，总习惯性地将目光聚焦在男性军人身上。但历史档案和幸存者证言告诉我们，许多日本女性同样是军国主义的狂热支持者和直接参与者。
她们或许没有亲自上前线拼杀，但她们用另一种方式成为了战争机器中不可或缺的齿轮。她们做的坏事并不比男兵少。
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，日本国内掀起了狂热的战争宣传。政府通过“国防妇人会”等组织吸纳了1600万女性会员，占当时日本女性总人口的三分之一。这些女性穿着统一制服，手持竹枪参加军事训练，在街头募集战争经费，甚至集体割断长发献给军队用作火炮清洁工具。
更令人心惊的是“夫人之会”组织的行为。她们定期走访有适龄入伍青年的家庭，对那些犹豫送子参战的父母进行“思想指导”。更有甚者，主动到前线用身体慰问士兵，鼓励他们勇敢打仗，还有的以死相逼家中的丈夫上战场。比如1931年12月13日，日本就报道了一个事件。
展开剩余66%一个叫井上千代子的女性，因为跟丈夫新婚不久，丈夫对其不舍，为了鼓励丈夫侵略中国，让其无后顾之忧，井上千代子写下遗书，一把刀片结束了自己。天皇得知此事后，让媒体大肆宣扬，并称她为“昭和烈女”，让日本女性像她学习。足见当时日本军国主义的疯狂了。
战争爆发后，许多日本女性以“战地看护”名义进入占领区。在南京大屠杀期间，日本红十字会的护士们不仅目睹暴行，部分人更直接参与其中。张纯如在《南京大屠杀》中记录：有护士负责给重伤的中国平民注射致命药剂，还有人为进行细菌实验的731部队提供护理支持。
更鲜为人知的是“女子挺身队”的作为。这些被军国主义洗脑的年轻女性，自愿进入兵工厂生产武器弹药。据东京审判记录显示，她们明知生产的化学武器将被用于中国战场，却以“增产报国”为荣，没日没夜的劳作，就为多生产一枚炮弹。
最具破坏力的是日本女性对战争的推波助澜。著名作家林芙美子在报刊上发表《战线所见》系列文章，公然美化日军的侵略行为：“看到皇军英勇作战的身姿，我不禁热泪盈眶”。这些文字成为蛊惑更多青年参战的精神鸦片。
“靖国妻子”的现象更令人深思。许多妇女以丈夫或儿子战死为荣，主动劝说其他女性送亲人参军。冲绳战役期间，有妇女甚至带着年幼的孩子跳崖“殉国”，这种极端行为被军国政府包装成“妇德典范”大肆宣传。
二战结束70多年后，当我们重新审视这段历史时，需要认识到：军国主义的可怕之处正在于让普通人都成为加害体系中的一环。这些日本女性既是军国主义的受害者，也是加害者链条上的重要一环。她们的故事警示我们，集体狂热如何让普通人丧失判断力，如何让温柔的女性变成战争帮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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